本文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許斌2023年2月11日，在中歐FMBA課程活動上分享的主題為“從歷史視角看中國經濟”的演講精編，經作者審閱后發布。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正和島立場。希望對你有所啟發。
最近3年，講起宏觀經濟，我越來越覺得長期比短期更重要，如果被短期的某些現象所迷惑，就會失去對中長期的考量。
今天我的演講內容主要涉及4個方面。首先是回顧中國經濟的歷史沉浮，即中國經濟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的地位以及變化；第二是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即新中國成立以后所走過的經濟發展道路；第三是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的崛起；最后是對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展望。
近代兩百年的歷史，
是一個“大分流”的歷史
首先講一下全球經濟史。
1700年，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是中國和印度。
當年蒙古人掃蕩世界，成吉思汗在中國建立了元朝，把其他打下來的土地分封給他的兒子、孫子，其中一個孫子在印度成立了莫臥兒王朝（英文意思就是蒙古王朝），其后人統治長達四五百年。
1700年后的幾十年中國處于清朝的康乾盛世，經濟和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長。過了120年，到1820年清朝道光元年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已達到全球的1/3。人類歷史上沒有第二個國家達到過這個水平，后來美國經濟總量的峰值也才占全球的27.5%，整個歐洲加在一起最高占比是29%。
這些數據是由英國經濟學家麥迪遜耗費一生精力估算出來的。當然，GDP這個概念是在1937年才由一個美國經濟統計學家發明出來，平時我們用市場匯率來衡量GDP，但如果從較長的歷史維度來看，需要看購買力平價（PPP），也就是當時人們的收入所對應的商品。
雖然沒有歷史數據，但麥迪遜在浩瀚的歷史文獻中找到了估計這些數據的信息，比如宋朝大概有多少人口、多少糧食、多少政府稅收，等等，再從這些數據反推當時世界各國的GDP。
雖然他已經過世，但是他建立的麥迪遜數據庫還由他的學生在更新、維護。全世界研究古代經濟的學者，沒有一個人能夠避開這個數據庫。
我們可以看到，1700年，世界“三足鼎立、四分天下”——三足就是中國、印度和歐洲，四分就是大家的份額基本上都是1/4。這距離現在只有300年。
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GDP總量衡量的是“社稷”，也就是國家的經濟總量，而“民”是所有人的總和，其生活水平可以用人均GDP來衡量。下圖是以1990年美元計價的人均GDP來衡量當年對應著何種程度的生活水平。
紅色標出來的數字都在600左右。（人均GDP是從生產角度而言的，從收入角度就是人均國民收入，國民收入不是落到人民口袋里的收入，而是包括政府的稅收，落到口袋里的叫做可支配收入）這意味著什么？
如果以8為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就是人民幣月均400元【（600*8）/12】，如果說一半被政府拿走，那一個人每月要想吃飽肚子平均大約需要人民幣200元。人類在農耕時代大致就是這個水平，這是英國政治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來的。
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是指，經濟增長速度超不過人口增長速度。也就是說，隨著經濟總量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反過來經濟總量增加。但這樣的循環最后就是一個“陷阱”，因為最終的結果必定是每個人都在一條生存的基線上。
如果用麥迪遜的數據，把600美元指數化為1，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均收入在1800年之前的兩千多年差不多都在這條線附近。
工業革命基于的是科學革命。在科學革命之前的農耕時期，人就是為一口飯勞累，這也是《圣經》剛開始的時候講的，人是因為偷吃了禁果所以被罰永生勞苦。
西方的科學首先是在中世紀發軔，然后到文藝復興時代，有了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牛頓，最終集大成。我們常說，一個國家如果要想引領全球，不光要GDP最大、導彈最厲害，還要為人類提供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這才是一個世界領先的國家。
1720年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從瓦特改良蒸汽機開始，到1820年左右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然后是法國、德國、美國，這些國家都相繼實現了工業化。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周恩來總理在197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的現代化，到鄧小平時期基本實現了“四個現代化”。
沒有辦法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還會陷在“馬爾薩斯陷阱”里。所以近代兩百年的歷史，就是一個大分流的歷史。
從這張圖里可以看到，秦始皇建立統一體制之后，中國在經濟方面基本上是全球老大，主要原因是人口多，印度也一樣；但1820年以后，我們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小，美國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而且有意思的是，印度跟我們還是差不多。
雖然中國和印度在古代是世界經濟的老大老二，但今天來看，這種老大老二是低水平的；只有推動現代化才能走上去，而現代化沒有工業化是走不上去的。
經濟成長的“兩條線”
在亞當·斯密的時代，經濟學被稱為政治經濟學。我們看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可以看兩條線：一條叫經濟線，一條叫政治線。如果只看一條線，很多問題就都不能理解。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之父，他于1776年寫的《國富論》，對1760年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后的資本主義進行了基本分析。
資本主義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優勝劣汰，誰有效率誰是王，所以效率至上。但這一定會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即便起點是一樣的，由于運氣或者其他因素，一部分人會獲得生產資料、資本，有生產資料之后就可以賺更多的錢。
又經過100年，以馬克思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識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丑陋，認為這個制度是不能持續的，因為它太追求效率了，犧牲了公平。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讓人變成機器，也就是異化。資本主義追求效率，所以每個人都是螺絲釘，但馬克思說我們是人，不是機器，人的本質是要自由，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生活，所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關鍵詞是自由。
但這是一個假說，它的落地是有條件的，是當資本主義非常發達、物質很多的時候，才能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因為只有物質足夠豐裕，才有自由生活的可能。
而所謂的政治線，可以簡化為效率與公平的斗爭，理解了這個線，你就理解了今天的中國、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發生的很多事情。
在經濟線里，有很多變量，比如資本投入、勞動投入、人口紅利等。我用的這個框架是美國的羅斯托的“經濟成長階段論”，他用他對歷史和經濟學的研究，提出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或者成長有5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傳統社會；第二個階段為起飛準備階段；第三個階段經濟起飛，他是第一個把take off這個詞用在經濟學里的學者，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個常用詞匯；
然后就是成熟階段；
最后走向消費升級。
我把它與中國建國后的經濟發展粗略對應：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這個階段稱為傳統經濟階段，它的特征就是城市化率低、農村人口高；從改革開放開始，到1992年這個階段，稱之為起飛準備階段，開始有一些工業化，積累了一些資本；從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到2008年，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稱之為經濟起飛階段，這里面經歷了兩次起飛，一次是鄧小平南巡帶來的市場化，另一次是2001年的入世；
2008年到今天，我們已經結束了起飛的階段，走向一個成熟的階段，同時也在走向消費主導的階段。
傳統時代很清楚，從下圖可以看到，我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82%左右，也就是城市化率一直維持在18%左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30年內沒有什么變化。
二戰結束后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階段，而中國錯失了這個機會。盡管我們在1960-1976年期間也取得了2.6%的人均GDP增長率，但是相比日本、新加坡、韓國，還是低了不少。
1960年的時候，中國是一個窮國，人均GDP在全球有數據可查的101個國家中排名第85；到1976年，同樣的101個國家當中，中國排名第92。所以中國雖然在增長，但人家增長得更快。
一個國家的GDP潛力取決于那個時間內有多少的資本（K）、有多少的勞動力（L），以及資本和勞動力使用的效率A。我把GDP擬人化為“智商、情商”——智商就是天賦，對國家而言，就是勞動力和資本的數量；而情商就是有了智商以后能不能用好？用得有多好？這個情商就是一個資源配置效率。
我曾經總結出兩句話，經濟決定趨勢，政治決定拐點。一個國家的智商、情商，就是經濟線，經濟線決定了趨勢，而鄧小平當年做的就是改變了這條路徑，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了原來的路線。鄧小平解釋自己能夠改變中國路徑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其他的路好走了，大家達成了共識朝前走，改革開放，歷史走到了拐點。
當時中國人多、有基本的識字率、基本的健康水平，這些都成為了中國的“智商”，剩下要做的就是提高情商，改革開放讓大家為自己干，讓外面的好東西進來，并且還有“趕超紅利”，也就是越落后，開放以后能學的東西反而越多，學的速度反而越快。
鄧小平南巡時，提出了“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這之后，中國人均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達到了9.3%，中間的波動是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
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
供給側是一方面，另外我想說，需求側同樣重要。
需求側短期是“三駕馬車”，而長期我將其分為內需跟外需，中國經濟此前的增長，靠的就是以外循環為主的經濟模式的成功，因為中國儲蓄率高，加上外商投資，所以中國的資本多，就可以實現高投資，再加上廉價勞動力，中國就能夠生產出質量不錯、價格特別便宜的東西，所以成為了世界工廠。
但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儲蓄是40%，消費就是60%，但如果儲蓄和消費各占50%，就是高儲蓄對應著低國民消費，剩下的就放在存貨里。而GDP是一個生產概念，只要生產出來，就算GDP。
這就是為什么有些人特別喜歡造橋修路，他的業績就是GDP，不管有沒有商業價值，反正造出來就是GDP。但如果只是這樣的話，經濟還走得起來嗎？這個就叫內循環。所以我們是運氣好，全球市場把中國生產出來的東西給“吃掉了”。
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是美國，從1992年到2008年，這將近16年間，美國經濟增長達到了3.5%-4%。全球化和美國經濟高增長賦予了中國經濟依靠外循環實現騰飛的機遇，所以說，成功既要靠智商和情商，也要靠運氣。當然，運氣不是你能決定的，但是運氣來了，你需要去抓住。
外循環紅利我們吃了兩波，第一波是改革開放，第二波是加入世貿組織，但之后情況就不如以往了。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國際上各種保護主義開始盛行，時代開始轉彎，不再線性延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從2012年到現在，也10年有余了。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新的動力，但這時驅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就像飛機引擎一樣，慢慢停了下來。因為人口紅利和投資驅動力都是有拐點的，更為關鍵的是，全要素生產率在2008年之后開始負增長。
假設原來勞動力推動經濟增加了2%，資本推動經濟增加了3%，兩者總的貢獻是5%，但是經濟增長了8%，所以全要素生產率是3%；但現在勞動力貢獻2%，資本貢獻4%，加起來6%，經濟卻只增長了5.5%，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為-0.5%，效率不如過往。
中國式現代化，
到底是什么？
在這個背景下，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概念。我個人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前面的中國式是希望兼顧效率與公平。
比如，日本的新聞社在二十大新聞發布會上就問，“中國式現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官方解讀給出了5點，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
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此前全世界還沒有產生過，西方的現代化本質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讓強者吃弱者，造成了不平等，甚至是不符合倫理道德的不平等。
最高領導人在論述中國式現代化時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要達到比西方更高的效率，但是同時又要做到公平。中國應該為人類社會做出它獨特的貢獻，探索出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
有一個英語詞匯叫“cut through”，比爾·蓋茨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曾說到，做慈善并不是有一筆錢就把這筆錢拿到非洲去，要做的是cut through。
伯南克也多次提到過這個詞，他曾經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后來擔任美聯儲主席，卸任以后普林斯頓大學請他在畢業典禮上做演講。他說我原來是個學者，很多事情我也不懂，實際上貨幣政策的每一步都需要去cut through。
什么是cut through？我覺得“穿鑿”是一個很好的翻譯。你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的路徑先想清楚，然后你到每個地方，都要知道這個地方怎么穿鑿出一條路。
我在想，我們現在講的頂層設計，需要有穿鑿，還要有預判，這個是很重要的。有了預判、有了穿鑿，一個好的政策才能真正落實好。
現在來看，今天的世界又回到了中國、美國、歐盟的格局，印度暫時還較小。曾幾何時，中國、印度最大；又曾幾何時，美國最大，中國、印度小了。現在“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美國還在我們前面，而中國的趨勢還在朝前走，這個結局還未有定數。
劉鶴去年在達沃斯回顧中國過去的成功時，總結了5點經驗：
1. 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2. 搞市場經濟，不搞計劃經濟；3. 要開放；
4. 要法治；
5. 要創新。
關于中國經濟的“智商”，我認為關鍵在于人口活力。人口活力來自哪里？前段時間爆紅的電視劇《狂飆》，里面的男主角叫安欣——“安心”其實就是現在最重要的經濟變量；中國人是最能干活的、是不愿意躺平的，他們需要的是安心。有多大的安心，中國經濟就有多大的發展。
關于中國經濟的“情商”，我認為關鍵在政之有為。效率提高的一個途徑是技術進步；盡管我們離美國還有一段距離，但是中國的技術在很多領域已經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了。提高“情商”最關鍵的還是要有“有為政府”。只要政府部門的全要素生產率上去了，我們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也就不遠了。
作者介紹：許斌博士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吳敬璉經濟學教席教授。他于1986年和1989年獲復旦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95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加入中歐之前，許博士任教于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商學院并獲終身教職。他還曾任教于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并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咨詢。許斌博士的研究著重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跨國企業在中國的戰略，以及新興市場的貿易和金融問題，其研究成果發表于國際國內知名學術刊物，因其被高頻引用，許博士在2021年和2022年榮列英國愛思唯爾出版集團發布的“中國高被引學者”榜單。許博士著有《國際貿易》和《活用宏觀經濟學》兩書，并擔任《中歐前沿觀點叢書》的創始主編。
許斌博士在中歐講授宏觀經濟學，中國與全球經濟以及國際金融等課程，并受邀為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高管做關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的演講。許博士曾4次榮獲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優秀教師獎 ，并于2019年榮獲中歐最高教學獎項“中歐教學名師獎”。
口 述：許斌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吳敬璉經濟學教席教授編 輯：米麗萍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